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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知道时机成熟了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，我说，‘我只能给你一点建议，你知道人人都在争夺这点生存资源，也许你应该把资源留给更需要它的人，比如那些还能站起来的人。’”

应泊嘴唇微颤，几乎抑制不住心中翻涌的情绪。

“她没再说话。回去的门轻轻带上。很安静。”

“我知道她做了决定。”

陈嘉朗语气变得极缓极轻，就像是把一场缓慢的死亡从记忆里捞出来。

“我并没有参与过程。我只是跟了过去，坐在沙发上看着她。她吃药了，还喝了酒，量不小，但她大概低估了身体的本能反应。过了几分钟，她开始呕吐。我没过去，只坐着抽烟。”

“你可能以为她会挣扎，会哭喊，可她没有。她的胃在反抗，她的身体在颤抖，但她的眼神是冷的，死死盯着我，像在问我是不是满意了。”

“我也没回避，我就坐在她对面。我能听到她呼吸变短，能听到她喉咙被呕吐物堵塞哽咽的声音。我等到她不动了，才过去。她睁着眼，眼白充血，眉头紧锁。”

“我帮她合了眼，揉平她的眉毛，又替她摆好手势，像临终仪式那样。”他顿了顿，“然后我给支队打了电话，什么都没说。”

“我没有碰她，没有威胁她一句，我只是出现，陪伴，拒绝，再沉默。”陈嘉朗把手从枪上拿开，转而撑在栏杆上，微微低头，看着应泊，“可这就是我们的制度最擅长的事啊。”

“它不杀你，但它让你在每一次求助之后都看不到回应。它不动刀子，但它让你从希望活成一个笑话。它不给你结局，它只是默许你自我崩溃。”

“而我，只不过是程颐最终站在镜子前时，那个对她点头的倒影，给了她一点离开的勇气。”

空气骤冷。钟楼的钟面映出月色一片，像冰封的湖心。

应泊的喉咙像被钝器压住，心中已是骇然，却还是逼自己问出那句：

“那……冯淼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陈嘉朗笑了。那笑并不轻蔑，也没有快意，更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厌倦，“你知道，他是我最不屑的一个。”

他把手指抵在栏杆上，像在拂去灰尘：“同作为律师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什么货色，嘴里喊着法治，骨子里连最基本的程序正义都不懂，证据链不看，只会捡最能煽动人的情绪吼两句。他只是赶上了风口而已，是一头站在舆论浪头上的猪----体型也是，可他偏偏觉得自己是救世主。”

“早在他第一场直播火起来那会儿，我就盯上他了。”

他看向应泊，语气不紧不慢，“离开程颐家之前，我就登门拜访了他一趟，是以律所前辈的名义去的----他知道我是合伙人，马上就把我迎进去，客气得很。”

“我告诉他，他做得很好，是新时代的意见领袖，是法律行业的明灯，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往深了走。他问‘怎么走’，我就说----‘说得再激烈点，煽动一点，打公权的脸，才能让你被捧成“敢说真话”的英雄。’”